中秋节，萧瑟秋风中传来噩耗——原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安治礼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9月25日清晨在北京辞世，享年82岁。如果说去年12月张宏江同志突然病故，使我失去了一位挚友，那么安治礼同志的离去，又使我在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位良师。

　　1962年我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包钢冶金研究所工作，当时包头冶金研究所尚未正式成立，冶金所筹备办与包钢中央实验室同属一个单位。1963年包头冶金研究所正式成立时，两个单位分了家，包头冶金研究所独立出来归冶金部直接领导，由李光任所长。安治礼同志则留任包钢中央实验室主任。就在那时我知道了安治礼这个名字，但并未谋面。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次批斗上，他被打成包钢刘（耀宗）、乌（力吉那仁）“反党集团成员”被揪斗上台，还被冠以“包钢中央实验室最大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现场低头、弯腰、挂牌子的情景，是现在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我当时毕业不久，正值血气方刚，但由于文革一开始也被打成“牛鬼蛇神”，不免有些“同病相怜”之感。

　　与安治礼同志共事始于1983年。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结束了十年动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举国拨乱反正，掀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高潮，我国科技届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但是在包头冶金研究所（现包头稀土研究院），由于“左”的流毒和文革的派性作祟，党在新时期的有关方针政策未能很好贯彻执行。1983年1月1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们要起飞，没人按电钮”（署名王文）的“记者来信”。该文的副标题是“包头冶金研究所二百二十五名工程师的呼吁”，主要反映该所文革后未能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科技人员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的问题。这封“记者来信”当即引起冶金工业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高度重视，随即派调查组来包头进行深入调查。1983年3月，冶金部发文明确：包头冶金研究所仍实行冶金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双重领导，以部为主的体制，而后于1983年4月15日调整成立了所里新的领导班子，从包头钢铁公司调来葛鸿文和安治礼分别任党委书记和所长，从此组成了一个全新的领导集体。

　　安治礼同志由于长期担任包钢钢铁研究所（原包钢中央实验室）所长，熟悉科技队伍的人员特点，而葛鸿文同志原为包钢公司代经理，是位组织能力强和政策水平都很高的老同志，他俩搭配班子可谓“相得益彰”。当时包头冶金研究所“文革”遗留问题甚多，职工队伍很不稳定，纪律涣散。他俩到来后立刻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组织座谈、个别谈心和家访等方式摸清情况，当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全面解决“文革”遗留问题，清除“派性”影响，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尤其是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的积极性，使包头冶金研究所这个“文革”中的“重灾户”面貌焕然一新，很快进入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为了稳定科技队伍，新班子以科研工作为中心，冲破“左”的重重束缚，进一步平反冤假错案，把一大批学有专长又有组织能力的科技人员充实到机关处、科和研究室领导班子，对其政治上信任，业务上支持，生活上关心，使其有一个较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在稳定了科技队伍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科研为中心的岗位责任制和各项专业管理规章制度。经过考核评定，晋升了一批科技人员的职称。特别是在一年中就新建了五栋职工住宅楼，使科技人员从拥挤的“合厨”搬入独立新居，并想方设法安排科技骨干的子女就业，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有利地推动了科研和生产迈上新的台阶。以葛鸿文、安治礼新领导班子成立一周年后，《人民日报》等媒体又刊发了题为“有人按‘电钮’的冶研所起飞了”的记者（邢小军）文章，其副标题是“去年是建所二十年来出成果最多的一年”。

　　在新班子团结一致的坚强领导下，包头稀土研究院在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据统计，1985年，稀土院全年取得27项成果，是1978-1982年四年平均成果数的4.9倍。安治礼院长还特别重视科研成果向生产转化，提倡在院里搞科研中试基地和开展高科技含量的小生产。他经常讲：稀土院就像一驾马车，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起来，一个是科研，一个是生产，缺一个都不行。因此，稀土院在科研取得腾飞的同时，生产创收也很有起色。1983年，全院生产创收36万元。1984年翻了一番，达到72万元。1985年创收再次翻番，猛增到186万元。

　　我和安治礼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始于1983年夏天，他和葛鸿文书记有天找我谈话，说准备安排我到稀土情报研究室（现稀土信息中心）担任主任。因为事出突然，我竟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我说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当过“右派”），一直从事实验室研究工作，长期担任课题组长，缺乏行政管理经验，何况又不是党员，担任这项工作恐怕有困难。他俩当时跟我说，不是党员并不影响你当主任，何况你不是一直在要求入党吗，以后可以发展吗，没经验干起来就有经验了。我问打算派谁来当支部书记，答复说还没有确定，你先去把工作抓起来吧，我们会尽快给你派去书记。就这样我便匆忙中走马上任了。当时他给我留的印象不是威严而是慈祥与和蔼。

　　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安治礼同志的工作接触日渐增多。有一次我跟他谈起，由于过去一直搞技术工作，还很留恋搞科研，不愿搞管理。他耐心地跟我说：我也是搞技术工作出身，当初也不愿搞行政管理，但我想这也是党的工作需要，既然是搞建设，搞科研，就总得有懂技术的人去搞管理，你不去也得找别人去搞。就当作是为国家利益来牺牲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吧。再说，管理科技情报也不影响你搞研究，只是不在实验室搞研究，搞稀土信息研究也是搞研究，也同样会做出成果的。他这次谈话中讲的“牺牲说”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是我第一次聆听他的教诲。从此我便安下心来，自励一定要不辜负党的信任，要一心一意把上级交给我的稀土信息工作做好。

　　1985年5月，也就是安治礼同志来包头冶金研究所担任所长两年后，经申请和国家科委批复，冶金部同意将包头冶金研究所改名为包头稀土研究院，名称的改变使我们的科研方向更加明确，从此大家也开始称呼他为安院长。他非常重视并直接领导稀土信息工作。在他的直接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我们于1984年元月创办了《稀土信息》（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稀土办公室机关刊物）。1985年创办了英文版刊物《China　Rare　Earth　Iformation》（CREI，即“中国稀土信息”的缩写）；同年，受中国稀土学会委托，还组织编印了《中国稀土画册》（中英文对照），成为1985年首届北京国际稀土博览会上对国外全面介绍我国稀土产业的主要宣传品。

　　正是在安院长的大力支持下，由我们负责的“稀土金属情报网”（受冶金部领导）于1986年转由全国稀土推广应用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指导并更名为“全国稀土信息网”，负责组织全国的稀土信息建设和交流。安院长对于全国稀土信息网组织的活动始终非常关心并积极参加。从1986年起，我们联合国内主要稀土企业共同发起，组织了“全国稀土企业家联谊会”。开始每年一次，后来每两年一次，至今已组织了十一届。当年只要我向他和葛鸿文书记发出参会邀请，他们总是积极参加，并说：我们要和稀土企业家们广泛接触交朋友，深入了解企业对科技工作的需求，为我们选题找准方向，有利于促进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正是在他们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包头稀土研究院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大力推进科研体制改革，实现了由单纯科研型向科研经营型转化，推进了科研成果转化，开拓了技术市场。也就在那个时期，包头稀土研究院不但和地方稀土企业联合搞课题，在包头和江西寻乌等地区搞稀土新工艺和新设备研究，还派出大量科技和管理人员，深入到江苏（常熟）、湖南（益阳）、山东（淄博）、广东（河源）、辽宁（辽阳）、山西（原平）等地以技术入股、联合经营和共同管理的模式，兴建了一大批稀土冶金和分离厂，对推动我国稀土产业大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和影响。难怪有人讲包头稀土研究院是我国的“稀土黄埔军校”，不但向全国各地送去了稀土研究成果，还输送了一批稀土科技人才。当我们今天看到我国稀土事业一片繁荣之时，不能忘记这其中就有安治礼院长曾经做出的一份贡献。

　　我对安治礼院长的生平知道得不多，仅从少许资料中了解到简单情况如下：他1925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定州。1947年清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毕业。1947年7月～1949年7月任河北省黄村教员。1949年7月～1958年6月在鞍钢中央试验室工作，历任技术科副科长、化学室主任、中央试验室副主任兼工程师。1958年6月调包钢，负责筹建包钢中央实验室，曾任副主任、主任。1977年任包钢钢铁研究所所长。在包钢工作期间，完善了包头矿及选冶的成套分析方法；组织试验成功高碱度烧结矿，提高了强度；强化冷却高炉风口，减少风口破损；进行平炉渣提铌试验。文化大革命期间，安治礼同志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严峻考验，在被打成“走资派”、“反动权威”期间，虽然经受多次批斗和折磨，但他仍一如既往地相信党，相信群众，坚持和大家一起抓革命，促生产，终于迎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他作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金属学会理化检验学会理事、《冶金分析》杂志第二届编委会委员、内蒙古化学会副理事长、包头市科协第一届委员、包头市化学会理事长等职。

　　安治礼同志在担任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六年后，与葛鸿文书记一起于1989年光荣离休。大家一致认为，他俩共同领导的这六年，是包头稀土研究院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期”，为稀土院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离休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稀土院的发展，不断给新班子出谋划策，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他工作特别认真敬业，作风特别正派而有朴实，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能处处以身作则，为我们后辈做出表率。在他身上有两点我认为十分难能可贵：一是他特别地谦虚，淡薄名利。他总对大家讲：葛鸿文书记过去是我的领导，组织能力比我强，政策水平比我高。我要配合好葛书记的工作，和大家团结一道来把稀土院搞上去，让它真正成为能屹立于世界稀土之林、名副其实的国家级稀土专业科研院所；另一点是他特别的淳朴。作为厅局级的离休干部，凭他的条件可以住进更好的住房，组织上也给他安排了更好的“经理”楼小区入住，但被他婉言谢绝了，理由是：我愿意和稀土院的广大职工住在一块，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经常见面，我感到愉快而又塌实。这是多么好的干部，多么好的党员，多么好的师长，多么好的老人啊！

　　如今，这么好的一位老院长离开我们而去了。包头稀土研究院的广大职工都十分怀念他。他的可亲可敬的光辉形象难以磨灭地留在大家心中，将永远激励我们后来人为我国稀土事业的繁荣发展勇往之前，奋斗不息！